闻“汛”而动 中国太保产险丽水中支筑牢安全守护网

本刊记者(jìzhě) 王红茹 宋杰 |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报道 5月30日，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一片繁忙景象。一辆辆装载着义乌(yìwū)日用百货、服饰、光伏组件(zǔjiàn)等货物(huòwù)的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，有序排队等待卸车作业。 作为宁波(níngbō)舟山港海铁联运的(de)首条(shǒutiáo)班列，“义乌—宁波舟山港”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，便源源不断地将“世界工厂”义乌的货物输送至港口。 随着国内大(dà)循环战略加速落地，区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释放(shìfàng)，宁波(níngbō)舟山港对港口腹地的带动也在扩围。过去，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，服务区域只限于本省或(huò)周边(zhōubiān)邻近省份。海铁联运开通后，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、重庆等内陆地区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，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直达港区。当前(dāngqián)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16个省（区、市）的67个地级市。 5月15日，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工作推进会，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，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(hé)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，推动(tuīdòng)我国经济(jīngjì)行稳致远，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。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、外部需求不稳的背景下，充分发挥(chōngfènfāhuī)我国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(dútè)优势，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，不仅能够有效对冲(duìchōng)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(fāzhǎn)空间。 宁波(níngbō)舟山港海铁联运作业 对冲国际循环(xúnhuán)的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(jiājū)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时(shí)公司面临的困难。 “当时确实很焦虑(jiāolǜ)。我们(wǒmen)原本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开展业务，但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(wéixì)。为了应对困境，我们不得不转型线上渠道。”王莉向(xiàng)本刊记者介绍(jièshào)，考虑到公司以出口业务为主，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；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，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。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(bàofā)，各国(gèguó)相继采取边境封锁(fēngsuǒ)、停工停产等措施，我国外贸遭受重创。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，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1.4%。 在此背景下，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，明确提出“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(hé)内需潜力(qiánlì)，构建(gòujiàn)国内(guónèi)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这一重大战略部署。 “当时，一是疫情导致全球(quánqiú)供应链中断，二是美国技术封锁加剧，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市场存在极大(jídà)的不确定性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(duìwàijīngjìmàoyìdàxué)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。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，5年来，中国通过激活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动能，充分发挥了(le)内需为主导、内部可循环(xúnhuán)的大国经济独有优势。 “首先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(de)消费市场，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11.8万亿元，稳居全球首位，展现出(zhǎnxiànchū)强大的内需潜力。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。作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，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工业大类、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，是联合国产业分类(fēnlèi)中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些结构性(jiégòuxìng)优势表明，我国通过(tōngguò)前瞻性的战略谋划，已经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(le)坚实基础。”赵忠秀说(shuō)。 近期(jìnqī)，国际形势风云突变。2025年4月，美滥施(lànshī)关税对(duì)中国出口施加新的压力。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构建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。 5月15日(rì)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(gōngzuò)推进会。在现在召开此次会议，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。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(jīngjì)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对本刊记者分析，当前重点强调做强(zuòqiáng)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，主要基于外部环境的(de)高度不确定性。通过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。 “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同时，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，依靠其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(wèi)中国经济保驾护航(bǎojiàhùháng)。”黄群慧说。 “四个方面”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跃升(yuèshēng)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(zhàokāi)做强国内大(dà)循环工作推进会，明确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本刊记者形象比喻道：“这四个方面对于经济(jīngjì)健康运行(yùnxíng)来说，每个都至关重要。” 具体来说，一是资源要素(yàosù)的高效配置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核心在于破除(pòchú)地方保护主义，消除市场壁垒，实现商品、服务、资本、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(liúdòng)和高效配置。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。强调科技创新要(yào)突破(tūpò)实验室(shíyànshì)的局限，加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；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新技术，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。 三是(shì)产业链供应链(gōngyìngliàn)的(de)自主完备。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，目标是构建自主可控、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，确保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，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。 四是供给和需求(xūqiú)的动态平衡。实现(shíxiàn)供需动态平衡，关键是要建立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，使供给端能够(nénggòu)及时响应需求变化，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。 “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，共同构成了国内大(dà)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。做好这些工作，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”冯俏彬说(shuō)。 黄群慧认为，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(sìgè)方面，正是因为这些方面既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(dǔdiǎn)，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。 从(cóng)体制机制层面看，区域间生产(shēngchǎn)要素流动受阻是突出矛盾。“一些地方为(wèi)追求本地经济增长，人为设置市场壁垒，导致商品、资本、人才等(děng)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，严重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。”黄群慧说。 从创新(chuàngxīn)驱动分析(fēnxī)，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重要瓶颈。“虽然市场需求明确，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、转化机制不畅等(děng)体制性问题，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受限。”黄群慧说。 “这四个方面具有内在逻辑关联：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‘循环(xúnhuán)不畅’问题，科技产业融合破解‘创新不足’困境，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‘循环安全’，供需动态平衡(dòngtàipínghéng)实现‘循环质量’。其中，创新驱动是(shì)根本(gēnběn)动力，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基础，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。”黄群慧如此理解。 赵忠秀从战略提升(tíshēng)谈了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。 他认为，当下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标志着这一战略(zhànlüè)的(de)深化升级，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(shēngchǎnlì)框架下，着力推动经济循环从规模扩张向“好不好”的质量跃升。 “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，但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(de)时代内涵。我们不仅要(yào)扩大市场规模，更要(gèngyào)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，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，实现供需在(zài)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，这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。”赵忠秀表示。 针对(zhēnduì)国内大(dà)循环在现阶段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受访专家普遍认为，做强国内大循环，需要依靠供给侧的创新和(hé)需求侧的扩大形成“双驱动”。同时，要促进国内市场(shìchǎng)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。 武汉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(chǎnyèyuán)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(chǎnpǐn)展示 比亚迪新能源(xīnnéngyuán)汽车科普馆迪空间 供给侧：创新破局，提升质量和(hé)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，我国正将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(gǎigé)的重要(zhòngyào)动力。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2024年(nián)，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经费投入为36130亿元，同比增长8.3%。创新投入持续加码(jiāmǎ)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(jīchǔ)。 从实践(shíjiàn)层面看，各地各部门正多措(zhèngduōcuò)并举推动原始创新和创新策源地建设。 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“支持北京(běijīng)、上海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(xíngchéng)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”。国家战略科技力量(lìliàng)集中、科教资源丰富的北京、上海等(děng)地积极落实中央政策，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、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，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。 比如，北京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，“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，构建(gòujiàn)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，大力推进集成电路(jíchéngdiànlù)、生物医药(shēngwùyīyào)等九大专项攻关行动”。 上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，“围绕细胞(xìbāo)基因治疗、脑机接口、6G、量子计算、聚变能源(néngyuán)等战略(zhànlüè)前沿领域，强化前瞻性、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带动性研究布局”。 此外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(dìwèi)不断增强。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.3万家(wànjiā)，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达16.9万家，累计培育专精特新(tèxīn)中小企业超14万家。以华为、比亚迪(bǐyàdí)为代表的领军企业，在5G通信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，带动相关产业升级。 “当前科技创新呈现3个新特征：一是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变，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，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(chǎnyè)应用(yìngyòng)加速拓展。这些变化将(jiāng)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(gōngjǐ)质量和能力，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(yánjiū)中心主任穆荣平对本刊记者说。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，我国(wǒguó)正加快培育(péiyù)新质生产力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尽管如此，目前仍存在(cúnzài)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 在穆荣平看来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重点把握三个关键：一是锚定科技创新主攻方向，持续加大前沿引领(yǐnlǐng)技术研发投入，不仅要着眼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，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，持续增加有效技术供给(gōngjǐ)；二是(èrshì)强化企业(qǐyè)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(chǎnyè)、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增加有效技术需求(xūqiú)；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，强化高水平(gāoshuǐpíng)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，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。 需求侧：挖消费潜力(qiánlì)，促良性循环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(jiànshè)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如火如荼开展，到城市污水管网改造、沿江高铁等(děng)重大项目开工；从汽车、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，到企业自动化、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速(tísù)……2024年我国大力实施“两重”和“两新”政策以来，激发了(le)内需(nèixū)潜力，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。 消费品(xiāofèipǐn)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。5月19日国家统计局(guójiātǒngjìjú)发布数据显示，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，同比增长5.1%，环比增长0.24%。其中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(dàfú)增长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(zhīchēng)作用明显。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(jiālì)扩围(kuòwéi)带动下，4月份，限额以上(yǐshàng)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(yīnxiàng)器材类、文化办公用品类、家具类、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.8%、33.5%、26.9%和19.9%，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。 “大力提振消费(xiāofèi)，有利于有效应对外部挑战、畅通国内大循环(xúnhuán)、推动经济向好，也有利于改善民生(mínshēng)、增强发展活力。”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。 但扩内需面临的困难和(hé)挑战依然不少，尤其是在促消费层面。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扩大内需的(de)内在逻辑：“在讨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时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，就业带来收入增长，而收入水平(shōurùshuǐpíng)直接决定消费能力，消费需求又会引导新(xīn)的投资方向(fāngxiàng)。” 黄群慧特别强调(tèbiéqiángdiào)，当前我国消费率较发达国家(fādáguójiā)低约20个百分点，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。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(jùjiāo)提振消费，具有现实的必要性，但这并非否定投资的重要性。 “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‘有效投资’。这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：既能直接(zhíjiē)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，又能为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，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(hùdòng)。”黄群慧(huángqúnhuì)说。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(xúnhuán)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消费需求不足。“居民消费意愿走低，直接(zhíjiē)抑制了经济内生动能的释放。” “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(chūlù)，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。”冯俏彬建议，可推进(tuījìn)三方面改革： 首先，深化(shēnhuà)收入(shōurù)分配制度改革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(zhōng)的比重；其次，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；再次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。 “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通过持续的制度(zhìdù)创新和政策协同，最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(xúnhuán)。只有当老百姓的‘钱袋子’真正鼓起来，消费这驾(zhèjià)‘马车’才能(cáinéng)成为拉动内循环的强劲引擎。”冯俏彬表示。 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”主动(zhǔdòng)转型 针对近期网络出现的“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等于闭关锁国”论调(lùndiào)，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：“将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’曲解为‘关起门来搞建设’，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，既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(wùdú)，更是对经济发展(fāzhǎn)规律的背离。” 赵忠秀分析说，作为负责任大国，中国正在通过提升(tíshēng)国内经济(jīngjì)循环质量(zhìliàng)，实现与国际(guójì)(guójì)市场的更高水平对接。“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，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。就像建造现代房屋，既要夯实地基（国内大循环），也要开门开窗（国际循环），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。” 对外开放40多年来，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(tígōng)了重要支撑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通过深度参与(cānyù)国际分工合作，实现了经济实力(shílì)的历史性跨越。 从对外贸易总额来看，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(zēngzhǎng)的重要(zhòngyào)引擎。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(tūpò)43万亿元(wànyìyuán)大关，同比增长5%，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。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集群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，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。 从产业转型升级看，国际循环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引进、消化吸收、再创新，我国在高铁、核电、通信设备等(děng)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。就拿(ná)新能源(xīnnéngyuán)汽车(chē)来说，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，其中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(tūpò)200万辆。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。 从企业层面看，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。截至2024年底，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(de)企业超过123.9万家，实际使用外资20.6万亿元人民币。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%的就业，1/7的税收(shuìshōu)、约1/3的进出口、1/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(gāoxīnjìshù)产品的出口，既是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(xúnhuán)的重要组成部分(zǔchéngbùfèn)，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。 同时，中国也在通过进博会(bóhuì)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等开放平台，为世界经济(jīngjì)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(guójì)环境，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，2020年即已提出(tíchū)“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(shuāngxúnhuán)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，当前又强调“促进国内市场(shìchǎng)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”。在赵忠秀看来，这是中国(zhōngguó)经济从“出口导向(dǎoxiàng)”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”的主动转型，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的倒逼，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要求。 如何以高水平(gāoshuǐpíng)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？赵忠秀提出以下三点建议(jiànyì)：“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，二是深化共建‘一带一路’开放合作，三是建设(jiànshè)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” “这三个方面相互支撑、有机统一：产业链安全是基础支撑，共建‘一带一路’是重要(zhòngyào)平台，制度(zhìdù)型开放是制度保障。通过系统(xìtǒng)推进这三个维度的工作(gōngzuò)，可以形成‘安全可控的产业链+高质量的开放合作+高水平的开放制度’的良性循环。”赵忠秀说。